本文摘编自《我们这一代——滇云人类学者访谈集萃》，因篇幅原因略有删节，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张开宁，昆明医科大学二级教授、博导 ；专业为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流行病学。现任云南省健康与发展研究会秘书长。1998—2006年，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人口基金/世界卫生组织/世界银行生殖健康特别项目专家组成员。原卫生部改善生育健康服务项目专家。原国家人口计生委中西部生殖健康优质服务项目专家组组长。退休后继续担任联合国人口基金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专家和顾问，并任中山大学人类健康与发展中心副主任及客座教授、昆明医科大学老教授协会副主席。

李福仙，云南大学硕士研究生。

研究所 ：体制内的初步探索

李福仙?：老师把健康社会科学作为自己的追求，我知道老师为了这个目标进行了很多实践，您能具体讲一讲吗？

张开宁?：由于与哈佛大学和上海医科大学的一个重大国际合作项目，我在剑桥大学还来不及读完博士，就放弃了个人机会和梦想提前回到了国内。当时，国家教委给了我一笔留学回国人员研究经费，我领衔很快完成了“社会医学研究生培养模式研究”课题，获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在短短几年内，我的职称从讲师到副教授，再到教授，都是破格晋升。行政职务也从教研室副主任到主任，再到公共卫生系的系副主任。有的同事说我这些年顺风顺水，可喜可贺。然而，回头看自己的经历，我认为真正有意义的，还是我领衔创办的昆明医学院健康与发展研究所，以及后来牵头申请了省级健康社会科学研究基地。为了集中精力于我钟爱的健康社会科学研究，我于1995年辞去了昆明医学院公共卫生系的系副主任职务，带领一支很小的团队“创业”，不断地在医学与社会科学结合的艰辛道路上探索。最后力排众议，成立了昆明医学院“健康与发展研究所”。2007年又牵头申请了省级健康社会科学基地，致力于与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合作。健康研究所后来成了世界卫生组织的卫生服务研究合作中心、世界银行全球卫生改革合作中心，和若干国家的名校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这应该算是自己在体制内为实践医学与社会科学相结合这一梦想的努力吧。

李福仙?：老师刚刚提到您因为与哈佛大学和上海医科大学合作的一个重大国际项目而没有读完博士就回国了，这个国际合作项目具体是怎么样的呢？

张开宁?：这个哈佛大学和昆明医学院以及上海医科大学合作的国际合作项目，本来完全是一个纯粹公共卫生范畴的研究课题，研究内容是中国农村的生殖健康服务，包括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性病艾滋病防治、青少年性健康方面的服务，重点是服务的需求和提供，包括服务质量以及它的可及性、可负担性等。但是，人类学的方法和视角给了我更多的启发，如为什么民族农村地区的孕产妇产前检查很难做到？当时从我们公共卫生的角度来看，认为问题的根源是缺乏女村医。后来与社会科学院的几位好朋友再次去到村里调研，我发现他们用的方法和我很不同，不是做问卷、开座谈会，而是到处跑、到处看，甚至聊天。讨论的时候他们告诉我：“老张，农村基层需要女村医的事情很早就明确了，其实也已经培训了很多女村医。可是培训出来的女村医却很不容易在村卫生室生存下去，这里有很多社会问题。同样是村医，女村医需要面对比男村医更多意想不到的问题。所以，核心问题不是你们公共卫生看到的缺女村医，要赶快培训。而应该进一步访谈留下来的少数女村医，听听看看她们在开展工作当中的苦辣酸甜，在下次女村医的培训中，让少数成功的女村医分享自己的经历。这样才能找出留不住女村医的原因，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那时是1994年，我刚从剑桥回来不久，人类学家的解释使我大开眼界、心服口服。就像女村医的这个问题，我最初其实只看到了问题的第一层，而人类学的视角和方法却能发现更深的问题根源，这使我对人类学的精髓及方法有了初步的认识。经过多项目的人类学实践，我体会到了在公共卫生领域人类学研究理论和方法运用的必要性和意义。云南省是多民族聚居的省份。民族文化肯定会直接影响到生殖健康服务的可接受性、可及性和服务质量等。这样的观点，使我们与哈佛大学和上海医科大学的国际合作研究，设计有了更广的视角，实施也有了更丰富的内容，最后就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成果，即民族文化是怎样影响到各民族生殖健康服务本身和服务效果的，在民族地区健康服务的设计及提供方面应当力求具有民族文化的敏感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