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疫，今惯称瘟疫，为恶性传染病。《周礼·天官·冢宰》云：“疾医掌养万民之疾病，四时皆有疠疾。”1可见此病自古有之，且具有随时性。根据正史记载，我国历朝历代皆受疾疫的影响。文学具有时代性，受环境的影响，疾疫的发生给文学带来了别样的基质，左右着文学的发展。在我国历史上，最典型的案例首推建安二十三年的疾疫带来的文学事件。曹丕《又与吴质书》中：“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2是对这次事件的惨痛回忆。学者对其研究，多从主观感受出发给予惋惜之情。事实上，论及疾疫与文学，当以文学为本位，给予客观辩证之认识。

邓拓在《中国救荒史》中明言，元代共发生重大疫灾20次。也有学者做过更加详细的统计，指出元代自1279-1368年，这90年间至少有52年发生过疫灾，疫灾频度为57.8%。在这种背景之下，产生了大量以疾疫为题材或主题的诗歌，本文将其称之为疾疫诗。这些诗歌较唐宋时期的疾疫诗有更大的突破。本文将运用上述之法着力剖析元代的疾疫诗，以期展现其重大价值。

文学意义

元代的疾疫诗并没有因为描写疾疫而丧失文学性，相反其以疾疫为题材，融叙事与抒情于一炉，体现出异于一般题材的别样文学价值。相较于唐宋时期的疾疫诗来讲，元代疾疫诗的文学性更突出。

首先，诗史互证。乃贤《颍州老翁歌》有云：“……今年灾疟及陈颍，疫毒四起民流离。连村比屋相枕藉，纵有药石难扶治……”3此诗作于至正五年（1345年），是对当时疫灾情况的真实记录。时任翰林待制的余阙对此诗作过题记：“至正四年，河南北大饥。明年，又疫，民之死者过半。”3《元史》亦载：“五年春夏，济南大疫。”4皆是对此次疫情的描写。《（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县志》《古今图书集成》对此也有过相关记载。是元代疾疫诗与史实互证的典型代表。在我国诗歌发展史上，元代诗坛提倡“宗唐‘得古’”的风气盛浓，“乃贤又以学白居易新乐府见长。”5此诗还与他的《新乡媪》一道深受时人称赞，二者皆揭露现实、规讽时政，颇具白居易乐府诗歌遗风。我国古代诗歌的语言以简洁、凝练著称，以其来记录历史事件，使得诗歌语言言简意赅的特点更加凸显。除此之外，舒岳祥的《八月十九日得董正翁寺丞书兵疫后城中故旧十丧八九怆怀久之顾我已多幸矣》，直接在诗题中就交代了时间、地点、人物，同样属于元代疾疫诗中的证史类型。诗歌证史与补史是同步进行的，原因在于诗人在将历史事件记录于笔端时，必定会有自己的所见所闻与所感。舒诗末句云：“山城询故旧，十九是丘墟。”3不仅从宏观角度记录了史事，还从微观角度描写了事件详情，既证史又补史。诸如此类诗作，是我们更加全面了解元代灾疫史的管口。

其次，人文关怀。诗歌的本质特征被多数学者概括为“吟咏性情，感发生命”。这在元代疾疫诗中体现为其承袭了前人书写民生疾苦的传统，深刻体现了诗人们的忧国忧民情怀。王冕在《江南民》中有云：“江南民，诚可怜，疫疠更兼烽火然……”3“烽火”，即战争的代名词，此为老百姓受灾原因之一，在这种情况下，又疾疫爆发，对老百姓的打击可谓雪上加霜。该句处于诗首，因此奠定了该诗抒发感伤之情的基调。作者对灾民之同情跃然纸上。尹廷高《永嘉书所见》有云：“况遭疫疠苦，十病无一痊。”3则充满了对患疫之人的担心。而通观元代之疾疫诗，除了展现对疾疫带来的民生疾苦忧虑的大情怀外，也流露出关心自己及朋友的小情怀。元好问《寄英禅师师时住龙门宝应寺》有云：“半年卧床席，疟我疥亦顽。”3是对自己病情的无奈；揭傒斯《奉送全平章赴江西》云：“况复兵饥接，仍闻病疠缠”3展现的是对友人患病的担忧。

第三，乐观心态。身染疾疫，患者固然多消颓、沮丧，但也不乏乐观心态者，他们抱着“有生必死理之常”3的心态积极入世，顽强地对抗疾疫。梁寅在《癸卯腊月雷》中表明：“虽愁瘴疠乘时作，先喜春从天上来。”3中国传统文人多豁达与超脱的精神，在元代得到了继承。刘基的《病足戏呈石末公》与《夏中病疟戏作呈石末公》二诗，仅从诗题便可看出他笑对生活的一面。元代文人在染疾时的顽强乐观心态由此可见一斑。

透过元代的疾疫诗，不难发现其文学性与常见题材有异，它不在语言的优美、修辞的多样、结构的整齐等方面取胜，而是着重体现在悲惨的史实记录、细腻的心理描写、博大的人文关怀等方面。元代疾疫诗是文学与生活紧密结合的结果，以社会生活为背景，属于现实主义诗歌型。从元代疾疫诗的整体情况来看，古诗与律诗居多。古诗便于叙事，律诗注重格律，两者将疾疫这个题材文学化了，使得元代疾疫诗集叙事抒情与美感于一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