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年的春节是在医院过的，今年的春节又是在医院过的，让人禁不住就会去想，明年的春节将会在哪一个医院过？过年生病难道也如同逢年过节给情人、领导送礼，属“前例既开，欲罢不能”？

“现在医学那么发达”几乎已成为一句口头禅，用来宽解别人，也勉励自己。其实，医学的“发达”多体现在检测手段的进步上。越来越多的病被“检测”出来，而若论起疗治，医学的进步却实在是有限的。多数，甚至绝大多数的病痛还要靠我们人自己来受，来熬，来扛。相对于人的身体这点奥秘，医学的那点发现与发明简直是微不足道的。一个诚实的从医者，或比其他学科领域的人更能意会理性的局限与科学的边界，从而对生命的奥秘，对“无限空间的永恒沉默”存一份敬畏之心。冯唐在获得中国顶尖医科大学临床医学的博士学位之后，却毅然决然地弃医从商，从文。这曾令无数人惋惜、不解。当被指责对医学太没信心，太过虚无时，冯唐的回答是：“现代医学科学这么多年了，还没治愈感冒。”

病中无赖聊，只好乱翻书。带到医院的书里有一本李渔的《闲情偶寄》。那天随手翻到卷十五“颐养部”的“贫贱行乐之法”：“我以为贫，更有贫于我者；我以为贱，更有贱于我者；我以妻子为累，尚有鳏寡孤独之民，求为妻子之累而不能者；我以胼胝为劳，尚有身系狱廷，荒芜田地，求安耕凿之生而不可得者。以此居心，则苦海尽成乐地。”

李渔妙人妙语。讽世之语，也似乎未可以“心灵鸡汤”目之，然却挡不住时下各路“鸡汤”文援为典据。若视笠翁“贫贱行乐”为心灵鸡汤、人生指南，我这回就可据李氏语顺推出“我以为病，更有病于我者”。在经过数次检查，基本排除让人谈之色变的“恶疾”后，我是不是该到楼上的肿瘤病区转一圈，那里基本上就是人与这个世界的最后分水岭，然后收获满满的幸福感而归？！——我的幸福岂可建立于别人的痛苦之上？别人的“倒霉”怎么可以成为我幸福感的源泉？有一种“鸡汤”，与其说是生活“智慧”，毋宁说是险恶“心术”。

比，一个“比”字里，尽有世态炎凉与人性亏欠。痛苦与烦恼，缘于“比”，别人比我有钱，比我健康，比我成功，比我走运，于是见不得别人“好”；幸福与满足，竟也可能缘于“比”，自己是否幸福，端要看周围是否有，有多少人比我更倒霉！于是乐见别人“坏”。

起初只是中耳炎，迁延月余，医药无效。医生建议住院手术。然术后效果不理想，诸种症状未见减轻。医生明告：因为病程拖得太长，损伤了神经，而一旦伤及神经，几乎就是不可逆的，左耳的听力已难回复，且耳鸣或将相伴终生。如整个病程果与本人五年糖尿病史有关，严重性则要加倍。

怎么办？五十岁本尚是壮年！窗外的阳光白得耀眼，楼下不远就是本市最热闹的一条大街，那里有正在浩荡、沸腾的生活。而这一切像是都已与我无关。别人眼中我是文化人，我也自视为文化人。然何谓“文化”？我最服膺的关于文化的一种解释是：人类面对困境所建立的观念。现在困境来了，文化何为？

自知我的那点“文化”虚弱乏力，也只好试试。自宽自解一，只好习惯与疾病相处。即如耳鸣，时间一长，则习焉不察。人之于病为什么只能是厌憎？汉语中有“与病缠绵”一说，“缠绵”一词内涵了人与病的爱恨情仇。自宽自解二，或问耳鸣究何感觉，我曰：有时是“半夜鸣蝉”，有时是“蛙声一片”，就差“杨柳岸晓风残月”了。至于耳聋，岂不闻那位庙号代宗的李家皇帝曾言“不痴不聋，不做家翁”；自宽自解三，上帝如此安排，自有上帝的道理，而上帝的道理，我们不可能懂，唯有领受，像《圣经》中的约伯那样。

但不得不承认，李笠翁的“鸡汤”固是未能诱我在别人的痛苦之上建立自己的幸福，但还是让我存了一份这样的“居心”：我有意无意地把我生病的知情范围尽量缩小——说出来，我自己也觉悚然，我莫非是不自觉地不甘、不愿自己的痛苦成为别人制造幸福感的材料？！

我当然应该为我的这份“居心”，为我的狭隘与阴私感到羞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