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书架上总有厚厚尘灰，从不让阿姨清除。她甚奇，我说是留着做装饰用的。这件事让她诧异不已。 生活中的积淀即便是灰尘，恰似身体上的古垢，擦拭得太纯净了大概会得病，至少，会产生一种心理上的“洁病”。现代医学研究证明，生物多样性的好处也存在于菌群之于人的身体。 由此，且说历史中的社会，有哪一段是“很干净”的呢？ 奇，对于一些人来说，就是常态以外的存在。然而，灰尘，常态的东西，放在书架上，却就成了“怪”。 每一个人都有其内在的“声音”，比如我不习惯满目“辉煌”的环境，走进别人家，铮亮的成套家具会令我坐如针毡，甚至连明清的硬木制品，也似给人一种与人不亲的感觉，仿佛，它们以同一副冰冷铁板的面孔向人示威，平庸造作的线条仿若对人情的断然拒绝。人亦如此，稍稍换了身份后就仿若UFO。 对于此论，有人不悦，而我总是又忙于补充，把繁锁的思绪努力变得“常态”一些，又圆滑一点说： 美得太厉害，竟让人畏惧。 而自己的内心却还在嘀咕： 美得让人出去，而不是美得让人进去。 或就像那些“姐和爷”，去抢购名牌，以为完美之获得，就是如此简单。至于如何的美，似乎跟自己的大脑没有关系。 所以我从不主动外出串门，以回避自己可能受到的“委屈”。 对我来说，程式或称俗套，就是规矩。规矩，只为接受规矩的人订立而生效。所以，奇与怪往往就成了那些不落窠臼的人的额外头衔。 1.顾 炎 武（1613—1682）；归庄（1613—1673）；王山史（1622—1702）2.顾炎武，画赠山史先生，扇面，天渡楼收藏3.由左至右：归庄，书唐人诗，纸本立轴；归庄，竹石图，纸本立轴；傅山，草书，纸本立轴，2011年某秋拍会成交价943万元；王山史，行书，绫本立轴，天渡楼收藏 晚明时，昆山的归庄、顾炎武，天生这一对同龄好友，甚至被人变成了“奇怪”的代言，被历史标贴为“归奇顾怪”。换位思考的话，他们的感言又该是如何呢。 我私下想：做一个不奇不怪的人，总是容易一点，甚至连字也无需认识，更不用说什么思想，看着别人的脸色与模样去行事就够了。一旦识字，一旦读书，一旦思想，奇与怪就会随之找上你的门。 难道不是吗？ 人，又何必读书呢？人，又何必思考呢！ 朋友瞪大了眼，因为我说：世界本来就是用来混的。因为，在所有的人的眼里，别人也都是在混混的。 年轻的归庄一身正气、疾恶如仇，往往执笔以枪敢怒敢言，晚景却相当暗淡。他的哥哥归尔德战死在抗清的扬州，尸骨全无。归庄归里，万念灰烬，长坐在一张用绳索绑上断腿的椅子上，自嘲曰：“入其室，空空如也；问其人，嚣嚣然也。”嚣嚣者，不屈的心志也，便以鬻书卖画晚度。终日前，一直念念于同北上的老友顾炎武再谋一面，竟未得。闻此讯，远在山东的顾炎武特设祭坛为之恸哭！ 归家一朝三代人，祖父归有光，父亲归昌世，皆以文名，皆以画名，更以义名。怎能不“奇”呢！ 传世的作品中，归庄多以草书能手、竹石画痴的面貌出现，天渡楼藏有其1664年51岁时所作的《竹石图》及书作各一轴，生动保传着由前朝高人清士留下的散逸气息。对于古时的一些怪杰而言，书写与画画，也只是一种自我内心的交流与排遣——聊写胸中逸气耳，并不以追逐哗众取宠的“视觉艺术”为能事。 1.顾炎武，书赠山史先生，绫本立轴，天渡楼收藏2.顾炎武，致颜光敏诗稿，行书，2015年12月某秋拍会172万元成交3.顾炎武自著文册页，2013年嘉德秋拍会 1725万元成交 他无以容忍在一个平庸、市侩而低下的平台上与他人沟通。 不同人的不同性格与脾气，依旧是不同命运的前兆。 天渡楼尚见有归庄致另一昆山名士叶方恒（字嵋初，1615 1682，顺治十五年进士，此人曾改变了顾炎武的生活）的手书一通其中两句话颇有意味：“兄（嵋初）尝谓‘宁人（炎武）城府深密机械满腹’。”归庄则为顾炎武辩护说：“宁人非寻常无闻之人”“人腹笥之博、文笔之妙，非弟一人之私言。”（《与叶嵋初》此文见于2015年12月北京某秋拍会）不可一般计较他！ 顾炎武的境遇似要比归庄广阔得多。赵俪生先生的大著《顾亭与王山史》，为人们理清了这一位“顾怪”的怪迹。 早年的顾炎武立志抗清，曾寄望于南明复兴，屡败屡战。中年因与叶（方恒）家的矛盾激烈化，顾炎武避难而北上，去到山西华投靠王山史（弘撰），在其豪宅调养生机。顾炎武位在京城大官位上的外甥徐乾学（康熙内阁大学士，刑部尚书）为其化解了官司。 其中有一则小插曲值得一述。顾炎武坐“通海”（沟通南明）罪落难归庄于情急之中，潜为之求救于大清红人钱谦益，钱谦益倒是乐意顾炎武竟执意不从。可见其性之耿屈一面。 山西的顾炎武并不甘清闲，作文写字日课不缀，一些重要的思与学问，都是在这一段时期里萌发而完成的，避离了江南纷繁杂乱语境，他反而落得一份可以深思熟虑的清静。他不仅涉足水利、矿产农耕，他也写《天下郡国利病书》，透露其救国资政的心迹，“国兴亡匹夫有责”的思想，被转换成一种自觉的个人行为实践——一自省的意念，开一代“国民精神”之先河。 国民，绝非某一人主的奴民。 令人揪心的是，顾炎武的生命里，七年之中他竟六度拜谒明陵不忘身份的醒觉。他能做的，大概也只能如此。 他的EQ似乎要比归庄高出一大截，而更为宽松、开明。 救人先自救，忙里偷闲的他，竟就地做起了地产生意，先置业、后换钱，成功的炒作竟成了他一时的快乐与慰藉，江南人的水灵头脑在此得到了上天的眷顾。以至其家人一再催促他返乡，他却一再推诿，理由竟是：吴地的银子不值钱，吴地的银子不好赚！而事实上，“经世济民”的思考已成为十七世纪知识人士的重要取向，成为了判读晚明历史的生活语境。 十多年前，有幸读到了《明末清初文人结社研究》，作者是我由心敬佩的当代学者何宗美先生，恰如何先生在其第三章“复社及其思想、学术与文学”中所列出的书单所指：短短数十年内，有所醒觉的复社同人都写作出了“读书经世”的政治经济学文字，如张溥的《治夷狄论》《赋役论》，吴应箕的《时务策》《江南平物价议》，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顾炎武的《郡县论》《钱粮论》《军制论》《田功论》。其中尤以《天下郡国利病书》一著为其典要，它与陈子龙编成徐光启所著《农政全书》同出一年，“且皆出于复社人物之手，是值得注意的”，何先生又强调说。 “见”，也是中国实践哲学的核心。顾炎武走南闯北，于北方各地的漂游生涯，让他更有一种对中国社会之身临其境的真切体会，酝酿出动静合一的人生思考。 顾炎武写得一手好字，却从未以书法家的身份炫耀。天渡楼珍藏其行楷书自作诗一轴，上题“书呈山史先生赐正”，是为王山史所作，是康熙进士翁嵩年的旧藏，左下侧有其藏印“萝轩审定”。 山史先生称其为“万字如一”。说的是其超凡的功夫，此功夫是从大量的著作过程中写就的，而不像后来的所谓书法家：装模作样地练了几年毛笔字，就已经自我进化到目无黑白的仙境。 他偶尔也作画，史书未提及，大概是其传世罕见的缘故吧。天渡楼还珍藏其山水画扇面一帧，上题“画呈山史先生赐正”，也是给山史画的。画作意趣天然，无丝毫作家习气；笔迹近书迹，浑然而灵动，错落层次，别具一格，颇近吴门风情。笔者甚至臆断：顾先生一定还会几手昆腔吴调，否则，漫长的书写，漫长的异乡生活又会是多么的乏味。可惜，这已是史无实证的推理了。 顾炎武以“关中声气之领袖”称之王山史。寄居在山史先生庄园中的一段漫长日子，他与山史先生的促膝交流，应该是深度的、常态的。其间，虽然也有发生过一些认识与观念上的碰撞，倒也是十七世纪中国社会、思想大动荡的反映。此一南一北两“巨人”，基本能验证当时文化阶层所达成的生态，其于彼时彼地的有机沟通，在一定意义上起到了南北文化与观念的互融互惠作用。毕竟，二人两地的生态与习性是各有千秋的。我相信，身出于江南福地的顾炎武，在观念的思变层面上讲，会占得某种先机。 有史可证的另一件事，是山史先生口中说出的，顾先生知命之年之后（具体年月笔者记不清了），依旧不服年岁，还娶了另一房年轻的山西媳妇，因此傅山青主先生亲授他：人愈老愈要动。他，竟这样去动了。对今天的我们而言，更重要的是，此也证明：顾先生是多情、多才、活力而天趣的。 历史上有些人只堪称“口号君子”，背地里却干了数不清的脏事。 史可法念一己之“英烈之名”，而置扬州一城民生之必死而不顾！ 竟无人去作历史的反省！人人都争着去附庸“表面的正义好人”。 晚明名士史可程是史可法的胞弟，曾降于李（自成），后又依附清。顾先生对他却是宽容善意而高瞻远瞩，顾先生依旧称其为“君子”，知大局之必然，迫使然耳，相知相友如故，并赠诗安抚史可程：“丈夫各有志，不用相讥诃。”可程亦酬诗感激其“不我遐弃”，“幸有同心侣，隐然无苟甜”（《答宁人盟长》）。此亦说明顾炎武的通达非凡。 天渡楼这两件顾氏墨宝的获得，不可不谓是天道所酬！昔日的遗珍依稀是旧貌风情的诉说。 奇特的人，古怪的事，其实都不足去大惊小怪。 人的认知与见识，人的境遇与智慧，各有长短与厚薄。